编者按
教育家的身影，是穿透时代的精神灯塔；三尺讲台的故事，是滋养心灵的永恒诗篇。我们怀着敬意叩响历史之门，寻访老教育家的生命印记。这些泛黄教案里凝结的智慧和白发皱纹中镌刻的坚守，不仅是个人奋斗的注脚，更构筑起东北大学育人兴邦的精神谱系。他们以不同姿态共同诠释着：对育人使命的虔诚，对真理追求的炽热，对后辈成长的托举。
这些故事不是尘封的档案，而是流动的星河。当我们凝视这些教育长河中闪耀的星辰，看见的不仅是过往的荣光，更能照见肩上的担当和未来的希望。愿教育家精神系列报道成为薪火相传的驿站，让这种精神血脉在新时代焕发夺目光彩。
当科技发展的浪潮与哲学的思辨在神州大地激荡共振，他以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风骨与担当，突破西方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式，用东方智慧解构工业文明的迷雾。建学科、立学派、育英才、铸师魂，独具特色的工程主义传统的中国技术哲学在黑土地上埋根筑基，擦亮了一代代学子纯粹而深刻的思想视野，白山黑水间的星星之火辉映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璀璨星空，他用一生为我们诠释了“师者”的真谛。
陈昌曙，1950年考入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电机系，而后响应国家号召舍弃其酷爱的电气技术转入采矿系，大三年级在学校安排下在马列主义教研室任办事员，于1956年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班毕业后回校任教于马列主义教研室，在“问学”一生的哲学旅途中开创了独具特色的工程主义传统的中国技术哲学，在全国理工科院校设立了第一个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引领创立了中国科技哲学的“东北学派”，入选《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哲学卷）》，被公认为20世纪中国著名哲学家。
在黑土地上燃起思想的火把
1877年德国哲学家E·kapp在《技术哲学纲要》一书中提出“技术哲学”的概念，标志着技术哲学的诞生，随后百余年的时间里，技术哲学研究在美日等国得到迅速发展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84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年鉴》中提到：“中国较系统地研究技术哲学始于1982年，其标志是同年10月1日陈昌曙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严格意义上的技术哲学论文——《科学与技术的统一和差异》。”2008年，美国著名技术哲学家C·Micham所作的世界著名技术哲学家访谈中将陈昌曙先生作为中国技术哲学的主要奠基人列在其中。
从陈昌曙先生的哲学研究历程来看，尽管其主要研究领域是技术哲学，但是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他先是沉醉于认识论的研究，在唯物辩证法基本范畴研究方面独树一帜，得到新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新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开创人肖前的赏识。
由于深受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影响，他相信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力量是自然科学与工业的强大，因此在上世纪60年代他开始着眼于对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也为其系统提出科学方法与技术方法的差别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陈昌曙先生研究方向向技术哲学的转型源于国家发展的转型，1978年陈昌曙先生和千千万万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满怀热情迎接来之不易的科学的春天，他参加了由邓小平主持的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并成为被思想界接受的理论观点，但当时科学研究与经济发展“两层皮”的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科技发展实践的关键问题，对科学如何才能转化为生产力还缺乏理论上的研究。
基于这一历史背景，陈昌曙先生着手对科学与技术进行哲学上的分析，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提出技术是科学转化为生产力的中介这一重要思想，为中国科学技术尽快涨入经济、实现生产力功能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科技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促进了当代中国科学与技术的协调发展。
在学术研究和学科创建之初，陈昌曙先生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建立什么样的中国技术哲学”。他指出：“我们不赞成把国外的技术哲学或技术论原原本本地搬到中国来，把它抬高到不适当的高度……国外的技术哲学终究不是针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在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观点方法上也需要有分析批评之处。”
基于当时中国的现实需要、世界技术哲学研究的辨析和自身前期学术研究背景，陈昌曙先生在一开始就将中国的技术哲学研究定位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工程技术发展的实际，开展技术哲学研究，并提出了“没有基础研究就没有水平，没有特色研究就没有地位，没有应用研究就没有前途”的学科发展纲领。
从1980年到2001年，陈昌曙先生先后发表60余篇文章探讨技术哲学问题，内容涉及到技术哲学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研究对象、历史演进、学科性质、学科体系、基本内容等问题，为工程传统的中国技术哲学发展绘制了清晰的学术图谱，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这是一群人的事业，也是一生的追求
作为工程传统的中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开创者，陈昌曙先生明确地意识到，仅靠他个人的力量，虽然也能干一点事，但是不能干大事，成不了大气候，必须有一帮志同道合者一起向着共同的目标奋斗，才能干出一番事业。
幸运的是，陈昌曙先生所行之道并不孤独，一进入技术哲学领域就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战友”、毕业于东北工学院采矿系的远德玉教授。他们两人在学术上并肩作战了20余年，共同与日本的星野芳郎等技术论学者开展学术交流，共同对辽宁的工业企业进行了大量调查分析，共同完成了《论技术》《技术选择论》等著作和文章，但是在成果署名谁前谁后的问题上从不过多的计较。二人是学术上的知音，也是生活中的知己，他们对两人的关系有一番奇绝的比喻“都说一个槽子上没有栓‘两头叫驴’，但我们两个人是拴在一个槽子上和气吃草的‘两头驴子’。”
继陈、远合作之后，陈昌曙先生又吸引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的许多学者加入技术哲学研究的领域，其中的关士续、刘则渊等都相继成为中国技术哲学研究的知名学者，中国技术哲学研究的“东北学派”由此成行并不断发展壮大。
1982年，陈昌曙先生在东北工学院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以技术哲学为研究方向的研究所——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标志着中国技术哲学研究开始走向建制化。依托这一重要基地，陈昌曙先生团结东北三省的高校，特别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的学者，共同传播技术哲学思想、实现其研究纲领，培植技术哲学的幼苗，收获源源不断的成果。
哲学是一门“爱智慧”的学问，并不是一门追求绝对的学问，陈昌曙先生学术研究的“同行者”，不仅有携手并肩的“战友”，还有观点不同的“异见者”。
2000年前，陈昌曙先生一直没有公开讨论或构建中国技术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愿意构建宏大体系。2000年之后，他意识到提炼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研究基本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于同年10月份在清华大学召开的第八届全国技术哲学研讨会上提交了《技术哲学研究的35个问题》这篇带有研究纲领性的论文，文中他与陈红兵教授以问题的形式提出自己的技术哲学研究纲领。
35个问题的提出在研讨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将这一影响推向高潮的是，中山大学的张华夏、张志林也在会上提交了《从科学与技术的划界来看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一文，不同的学术观点在会上引发了广泛、激烈的论争。之后，以《自然辩证法研究》学术期刊为阵地，争论双方发表了《也谈技术哲学研究纲领—兼与张华夏、张志林教授商谈》《关于技术和技术哲学的对话——也与陈昌曙、远德玉教授商谈》等文章，在思维和逻辑的碰撞中推动中国技术哲学的蓬勃发展。
哲学领域的哲学论争从不以输赢为目的，而总是能迸发出新的思维火花、研究视角、研究活力。如同20世纪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提出的23个数学问题一直指导着整个20世纪世界数学研究一样，陈昌曙先生提出的35个问题对中国技术哲学的研究也产生了历史性的深远影响。
陈昌曙先生在学术追求的道路上还有一位特殊的“同行者”，就是病痛。艰苦的劳动改造、高负荷的研究工作使他身患多种疾病，“曾六七次被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抢救”“曾三次复发脑中风”“曾先后住过五家医院”“先后五次上过外科手术台”“接受中西医治疗几十年”。尽管如此，他以对哲学研究的热爱超脱身体病痛的困囿，一直坚持研究到生命的终点，出版了《技术哲学引论》《陈昌曙技术哲学文集》《通俗哲学简编》等著作。他甚至将病痛带来的痛苦转化为哲学的思考对象，编辑出版了《医学·哲学杂谈》。这种生命不息、研究不止的学术追求和不屈不挠、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是他留下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博导就是驳倒，回首桃李满蹊
陈昌曙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原院长张雷教授曾在《中国大学生》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博导就是驳倒》，引起校内一些老师的兴趣。陈昌曙先生的一位博士研究生曾因修改论文而焦头烂额，想请先生网开一面，先生给出的答复是“博导就是要驳倒”，他只好继续修改被先生毫不留情驳倒的论文，并换了规格更大的纸张，在每一页两侧都留下很大的空白供先生写修改意见，结果先生提出的修改意见比论文本身字数还要多，再次修改自然非常顺利了。
据陈昌曙先生的诸多学生回忆：“先生对学生的要求特别严格，他指导的论文不改过四遍以上几乎不可能通过。”
陈昌曙先生的好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原学会部部长庞薇回忆说：“他对他的学生是非常严格的，他在私下里跟我讲，如果要是有人打着我的旗号要求发的文章一定告诉我。”
陈昌曙先生在人才培养上不仅仅非常严格，他的培养理念也充满了辩证智慧，他要学生要有“顶天立地”的学术视野，既精读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又深入车间研究数控机床的操作逻辑；要掌握“中西互鉴”的方法论，用中国话语讲清西方理论，用马克思主义消化技术哲学，要开展“问题导向”的研究训练，上世纪九十年代即引导学生关注克隆技术伦理、互联网治理等前沿议题。
陈昌曙先生主张“做学问、写文章、讲话，与其全面而肤浅，莫如片面而透彻。” 这也是他在指导学生学术研究过程中所坚持的原则。
东北大学陈凡教授在1982年攻读硕士生期间，曾经选择“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作为论文题目，但是陈昌曙先生不同意，他说：“这个题目太大，一篇硕士论文3万字想全面系统地阐释是不可能的。你当过6年工人，具有实践经验和操作技能。我有一篇文章是《论经验》，你是否可以写一篇硕士论文《论技能》？在陈昌曙先生指导下，陈凡完成了“论技能”和“关于技能的哲学思考”等一系列文章，成为国内“技能哲学和工匠哲学”的第一人、中国技术哲学第二代领军人物。
在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至今流传着“陈门三规”：每周读书会雷打不动、田野调研必躬亲示范、论文修改不过夜。这种严谨治学精神塑造了整个学科的学术品格，据不完全统计，陈昌曙先生直接指导的博士生中，有12人成为高校学科带头人，8人获国家级人才称号。
庞薇经常对陈昌曙先生戏言：“你就像一个老母鸡，把你的学生都护在你的翅膀下面，唯恐他们被猫吃了。”陈昌曙先生不仅对自己名下的学生关爱有加，对有志求学的年轻人从不吝啬地给予鼓励、支持、肯定。
大连理工大学王前教授曾在1979年以青年工人的身份在一个全国性的自然辩证法培训班上接受过陈昌曙先生的授课，在培训班快结束时写了一篇关于技术哲学方法论方面的心得体会送给陈昌曙老师。“那个时候，我觉得陈老师距离我非常远，所以对他是一种敬畏的感觉，这个材料送完后，我就考到东北师范大学读研究生去了，没有回信我认为正常，因为陈老师原来和我也没有什么直接的交谈，一个青年工人写这个东西，没回信很正常。”
王前入学后不久，就收到了陈昌曙先生的一封信，写的很长，而且对之前的那个稿子做了密密麻麻的批示。其中前面有这么一段话让王前终身难忘：“当时你给我的时候，我有很多事要忙，当时就把它压起来了，今天我整理材料发现了，我觉得如果我不处理这个事，压制了青年人的创作，是一种罪过，我现在将功补过，给你写了这些东西。”
华南师范大学肖显静教授在1995年硕士研究生期间参加过一次全国性的会议，在分组讨论环节和陈昌曙先生在一个组里，讨论环节讲解了自己的论文《实在论》。会上陈昌曙先生就提议要把这篇论文推到大会闭幕式上宣讲一下，会后再一次询问这篇论文的发表情况。肖显静回忆说“因为我当时是硕士生，不太了解这方面事情，陈老师说可以把我这篇论文推介到《自然辩证法研究》。当时陈老师名气很大，他不知道我是谁，我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学生。在他的推介下，我把这个论文的稿子写好给他，最后发表了。”
2021年3月20日，在纪念陈昌曙先生逝世10周年暨学术思想研讨会上，北京大学丛亚丽教授深情回顾：“再也没有一个人能那样宽容我，再也没有一个导师能那样指导我，再也没有一个师长那样推动我从科技哲学走向医学伦理。”
2016年6月19日，东北大学“陈昌曙楼”在浑南校区文管学馆B座命名揭牌。
2019年10月17日下午，“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同学会”代表与张学良教育基金会签订《陈昌曙技术哲学发展基金》捐赠协议。
2024年全球技术哲学大会上，德国学者阿尔布莱切特·弗里切引用陈昌曙先生的研究成果，认为其为破解工业文明困境提供了东方智慧。
陈昌曙先生以深邃的学术洞见、开拓性的学科建设实践和春风化雨的教育情怀，书写了一代教育家的精神史诗。尽管已经离开我们14年，但其学术风范、精神、思想，还生生不息影响着今人继续前进。正如远德玉教授的感言：“昌曙先生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学术体系，更是一种教育家精神——扎根中国大地做学问的志气，甘为人梯育英才的胸襟，以及用哲学照亮技术迷思的担当。”
人物档案
陈昌曙（1932.7-2011.3）男，汉族，湖南省常德市人，哲学家，中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奠基人。1950年毕业于江苏苏州中学，同年考入东北工学院（东北大学前身）电机系，后响应党的号召转入采矿系，1954年被选派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学习，1956年毕业。1985年晋升为教授，1986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85年获辽宁省以及沈阳市优秀教师称号，1986年被评为全国冶金教育先进工作者，1991年被批准为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历任东北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所长、东北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第二、三、四届），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及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兼职教授、中共辽宁省委和省政府咨询委员、沈阳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