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校工作后，远德玉先后担任党委干事、院刊副主编、出版社社长、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副所长等多项职务，身兼数职、事务繁杂，却始终未曾放下读书思考、笔耕钻研的本心。无论是编辑刊物、撰写著作，还是审阅学生论文，他始终字句推敲、精益求精，容不得半点疏漏，用一生践行了求真务实的治学初心。
年轻的远德玉有两个爱好，一个是诗歌，自己花钱订阅了《诗刊》杂志，他特别喜欢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语言精练，节奏感很强，具有催人奋进的力量。另一个爱好就是喜欢阅读《光明日报》哲学副刊上展开的讨论，诸如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争论，先有“桌子”还是先有“桌子的概念”的争论，以及如何面对死亡的争论等，让他逐渐开始喜欢上哲学的思辨方式。那时起，他开始收集哲学副刊剪报，开始补学中外哲学史的知识。他总说自己没有系统地学习过哲学，一直不敢承认自己是技术哲学的研究者，他的哲学基础是在零星的学习中逐步积累的。同样，他的写作能力也是在业余的学习和实践中不断提高的，开始是到院刊帮忙，后来就被调到院刊当总编辑，被《光明日报》聘为特约记者，还被叫成是东北工学院的“黑笔杆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远德玉在学校的机械厂当过一年的铣工，到农场赶过一年的车马。繁重的体力劳动没有消磨他的求知愿望，反而让他深度扎根工业一线，近距离观察设备运转、工艺流程，真切摸清工矿生产的底层规律。1970年，他回到了采矿系做科研管理工作，期间，他参加了露天潜孔钻机的实验研究工作并与他人合作完成了《露天潜孔钻机》一书的写作和统稿工作，该书于1974年由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通过这次研究和实践，远德玉感觉自己的思维方式已经不适应专业技术工作了。在科研管理工作中，他发现技术发展中的一般规律问题更值得思考，正是从这里开始，他逐渐走上了探求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问题的学术研究之路。
在采矿系工作的几年时间里，受他的学兄、著名科普作家的引导，开始为儿童写科普小册子。他在图书馆阅读了许多中国古代科技史和中外科学家传略的书籍，认真读完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完成了《人是怎样由猿变来的》《讲故事，爱科学》《四大发明——我国古代科学贡献》等科普著作，这些写作也让他涉猎了多方面的科技知识，为后来的教学研究工作奠定了知识基础。此后，由于出版过多本科普著作，远德玉加入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成了科普作家，并当上了沈阳科普创作协会的副理事长。
“要懂技术，不能只待在书本里面，要走到工厂矿山的现场去看真实发生了什么。”通过多年扎根生产一线的实践经历启示，使远德玉跳出了书斋空谈的桎梏，形成了独属于自己的治学理念：工科沃土生长的哲学思辨，从来不能脱离产业、脱离现实、脱离一线。数十年间，他坚持走出校园、深入工矿，常年奔赴鞍钢、辽宁各大矿区走访调研，随身携带笔记本，详实记录车间技术难题、工人实操经验、产业发展规律，所有学术观点都有着实地调研和生产实践的依据，从来不是照搬书本、空谈理论。扎根黑土、立足实业、知行合一，成为贯穿他一生治学的鲜明底色。
1978年3月，东北工学院成立了自然辩证法教研室，44岁的远德玉成为其中的一员，正式开启专注的学术研究生涯。彼时对于究竟该如何推进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大家都没有太多头绪，国内学术体系也尚不健全，“技术是科学的应用”观点占据主导地位，对于“技术”的哲学研究没有形成独立，相关领域还处于一片空白、无人深耕状态。
为破局“技术哲学研究”方面的学术空白，远德玉连续两年去北京收集资料，每次都待一两个月的时间，也就是在那段时间他确定了自己要做技术论方面的研究。当时他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查资料的时候看到了日本学者星野芳郎技术论方面的论文和著作，很受启发，这也是他生平第一次接触“技术论”这种提法。同时又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资料室里看到许多无人问津的关于技术论方面的文献，远德玉如获至宝。之后他组织了懂俄文、英文的同事一起去北京查资料，竭尽所能地将与技术研究相关关键词的文章都进行了复印。回校后组织了相关人员专门对其中一批文献进行了翻译。这批文献资料的译稿于1980年刊登在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出版的《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杂志第五辑上，是国内第一次在杂志上出现以“技术论”为标题的栏目。
1981年11月，远德玉在苏州举行的第二届全国技术史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了论文并率先提出技术过程论，打破学界长期静态看待技术的固有认知，首次明确技术是多要素构成、动态演化、贯穿构思、发明、生产、产业全链条的完整系统，为中国的技术哲学研究搭建起一个全新的理论探索方向。过去长期接触工矿生产的经历，使他习惯于从真实的技术活动中观察问题，这也逐渐成为他理解技术的一种方式。沿着这个思路，他后来又陆续思考技术形态、技术发明以及产业技术等问题，许多问题并不是坐在书斋里突然想出来的，而是从他曾经接触过的矿山、工厂和科研实践中一点点生长出来的。
远德玉教授参加学院活动并讲话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技术创新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在从哲学和社会学的视角研究技术创新方面，在20世纪末东北大学是开拓者和领先者。深耕学术之路，远德玉始终保持思辨与实证结合的问题意识，立足学科发展全局持续正本清源、开拓新域。随着国内技术创新研究逐步推进，他敏锐发现创新概念泛化问题，不少人混淆科学创造与技术创新，甚至用技术创新精神替代科学探索精神。21世纪初，他接连刊发文章辨析二者区别，指明不设范围条件的概念泛化会阻碍真正的创新发展。当时，理工学者少涉哲学、哲学研究者不懂工程是普遍现象，在他看来，“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家应该在科技工作者与哲学社会工作者之间承担起搭建桥梁的重任”。在牵头创办《中国工程师》杂志时，他坦言：“《中国工程师》的宗旨是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思想影响工程师和广大科技工作者。一句话，我们要通过这个杂志影响工程师，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终生愿望。”
“大家更多关注技术怎么产生、怎么创新，却很少去思考技术消亡、技术废弃之后的问题，这也是技术完整过程不可缺少的一环。”在远德玉晚年学术思考中，留下极具前瞻性的研究遗愿，率先提出并倡导学界关注“生废-消废”问题。他指出，废弃物的产生贯穿生产与消费全过程，是技术发展无法规避的客观现实，是技术哲学、技术社会学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方向。不同于学界多聚焦技术正向创新的固有研究惯性，他跳出单一研究视角，正视技术发展的衍生配套问题，进一步完善、丰富了技术过程论的研究维度。
扎根实践、求真务实、敢于批判、勇于创新，不回避中国现实中的真问题，构成了远德玉学术生命的重要底色。2008年，74岁的他集结三十年研究心血，出版《过程论视野中的技术》，系统确立本土技术过程论研究纲领，古稀之年的他没有想着为自己的学术研究画上圆满句号，反而在文集文末列出21个未竟的学术问题，留下诸多有待继续探索的方向，不固化学术结论、不束缚后学思维。
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凡教授追忆师生过往感慨道：“远德玉教授确立技术观，并且提出技术观方面的‘五大关系’；他曾编写和翻译的科技史专著，为中国技术论奠定了知识基础；他是中国技术哲学‘东北学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为我国技术哲学和STS的创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03 珠联璧合，与学术知己同道拓荒辟途
一门新兴学科的建立，从来不是一人之功，唯有同道同心、互补共进，方能走出属于中国自己的研究道路。陈昌曙，便是相伴远德玉半生、无可替代的学术知己。
同出采矿专业的二人，各有所长、互补共进。远德玉深耕工矿一线，扎根产业实践，掌握大量产业实操案例信息；陈昌曙精于哲学逻辑和学理分析，擅长理论体系建构论证，二人的思想共同构成东北学派的核心理论底色。在陈昌曙之女陈旭的回忆文字里，八九十年代的老照片中，远德玉永远是父亲身边最亲近的身影，工作中，二人一同伏案撰文、合作著书，闲暇相约打康乐球、乒乓球，闲谈间畅谈学术理想；两家同住一栋宿舍楼，同步动工装修，门窗柜、桌椅家电样样成对置办，是旁人眼中默契十足的学界知己。远德玉也曾坦言，陈昌曙是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师长和挚友之一。
远德玉教授参加陈昌曙教授60岁生日庆祝会
他们曾共同主编《自然科学发展简史》，先后合著《论技术》《技术选择论》《中日企业技术创新比较》等重要著作。其中，1986年出版的《论技术》，堪称中国技术论的奠基之作。这本书的写作，带着两个人各自鲜明的研究特点，远德玉负责初稿所有文字的撰写，把自己多年接触工业和技术实践积累下来的材料写进书中；陈昌曙先生则在理论体系和逻辑结构上进一步完善。这部著作获得第一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成为东北大学技术哲学研究的里程碑代表性成果，也正式奠定中国技术哲学东北学派的学术地位。
在国际学术交流上，为推进中日技术论的比较研究，1983年，他们共同致信日本技术论专家星野芳郎教授，推动其来华讲学，开启中日技术论学术对话，协同开展中日企业技术创新比较研究。学科建设层面，依托东北工学院全国首个技术与社会研究所，他们一同组织文献翻译、工矿实地调研、学术研讨活动，感召多地学者汇聚，促成中国技术哲学研究的“东北学派”成形并不断发展壮大。
“我们要研究中国的技术，就要面向中国的现实，不能只是照搬国外现成的理论。”远德玉始终坚持本土化研究立场，坚决反对全盘照搬西方技术哲学范式，主张所有理论问题都要从中国工厂、矿山的历史和现实实践中提炼出来，面对学术观点分歧，他以产业实践为评判标尺，包容理性论争，在思想碰撞中推动学科不断向前。
04 温润育人，怀持仁心传薪火绵长
做学问的时候，远德玉是出了名的认真，一个字、一句话，他都反复推敲，而这位治学严谨极致、拓荒敢为人先的远德玉，在育人路上却始终温润谦和、宽厚纯粹，拥有着独特的育人智慧。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王大洲回忆道：“远德玉先生温润如玉、乐观豁达，对待师徒关系秉持‘一日为师，终身为友’的态度，学术风格接地气，扎根研究，重视科技史的研究，使得东北学派扎根中国本土。”
在远德玉看来，老师和学生之间，并不应该只有课堂上的讲授和接受，他从不居高临下灌输知识，始终以平等姿态与学生交流探讨。学生年轻，有自己的想法，也会有自己的疑问，教师要做的并不是把现成的答案塞给他们，而是陪着他们把问题想明白。这种习惯也带进了他的课堂。远德玉自己学过采矿，也进过矿山、下过工厂，对真正的技术生产并不陌生，所以讲技术哲学时，他不愿意只讲抽象概念。矿山里的设备为什么这样设计？一项技术进入生产之后会发生什么变化？技术与企业、产业之间又是什么关系？这些自己曾经接触过的事情，都成为他课堂上生动的教学实例，结合这些真实案例拆解学术知识，帮助学生打通理工专业与人文思辨的壁垒，引导工科学子兼具专业能力与人文视野。
哲学也因此不再只是书本里的概念，而是和学生熟悉的工程技术一点点连接起来。指导学生做研究时，他很少急着告诉学生“应该怎么做”，他往往先听，再问。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问下去，循循善诱，引导学生独立思考、自主思辨，学生自己便慢慢找到了答案。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武新教授回忆先生对她的学术影响时说“先生并不是直接将答案给出，而是通过不断提出问题，回答问题来厘清思维的过程，这种培养方式既教方法又教思维。”
远德玉更希望学生学会的，是自己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对待前来求教的年轻人，他也没有太多门户之分。本校学生也好，外地来的青年学者也好，只要是真心想做研究，他都愿意坐下来谈一谈。自己积累下来的资料、研究心得，只要对年轻人有用，他也愿意拿出来分享。上海财经大学张桂芳教授将《论技术》作为学习的入门书，带着她进入知识的殿堂，认为先生的授课深入浅出，一句“活着就是效益”让张桂芳一直受用终生。
远德玉教授出席博士论文答辩会
博士生张明国求学期间，先后两版十余万字的论文文稿皆因缺少核心问题、流于泛谈被他耐心叫停修改，当学生打磨出第三版章节初稿时，正遇上先生公务、讲学缠身，但令他惊喜的是，在盛夏酷暑中，先生仍在繁忙日程中抽出时间，专程走到学生宿舍，递上满满手写的长篇修改批注，一句“知不足者，上”点醒后辈治学自省、潜心钻研为国攻关。如今，张明国教授以先生文集留下的21个技术问题为长期研究任务，牵头推进技术哲学学科基础著作撰写、青年人才培养，推动技术哲学理论对接现实发展需求，接续完成先生未尽的学术理想。
作为师者，远德玉对待后辈，不仅在学术上倾囊相授，在生活上体恤关照，更有为师治学的清正风骨。东北大学李兆友教授回忆，自己攻读博士期间家庭经济窘迫，远德玉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默默在学费、日常生活上施以帮扶，帮他卸下生活重担，让他得以潜心读书治学。不止学术上悉心指导，远德玉亦以长者身份，在为人处世、职业选择上耐心开导点拨，成为他成长路上的人生导师，这份对学生的慷慨体恤，从不掺杂世俗的人情往来。在回忆与远德玉老师的交往中，李兆友还说起一件令一众弟子终生难忘的往事，“1994年教师节，我们第一届科技哲学方向四名博士生凑钱，买了一个果篮和两瓶酒去看望远老师。远老师和我们促膝长谈，反复叮嘱我们做学问先要学会做人。谈话结束我们起身告辞，万万没有想到，远先生竟把我们带去的果篮、两瓶酒全都拿出来，放在他家一楼门外的路边。后来我们问起缘由，他说，‘大学校园不同于社会，你们还是学生，不必沾染社会上送礼的习气，把学问做好，才是最有意义的事。’这件事深深影响了我们，后来我们自己当了导师，也一直以远先生为榜样对待学生。”
“提起远老师，印象最深的是他谦逊、认真、务实的学术品格。”东北大学哲学系主任陈佳回忆道。远德玉一生看淡虚名，严谨治学，谦逊务实，从不追逐行业荣誉。业内评选重量级学术终身贡献奖项，同行一致推举贡献卓著的他，却被他婉言推辞。深耕技术哲学数十年，他依旧自谦没有系统学习过哲学，不愿以“技术哲学家”自居，在《过程论视野中的技术》文集后记，他更以“贩卖旧货”自谦，称汇编旧作只是整理过往文稿，并非产出多少新颖高论，淡然看待自己数十年的研究积累。为守护青年的学术成长空间，他坚守原则，除集体课题外，从不与学生联合署名发文，始终鼓励青年独立深耕、自主成长，守护纯粹的学术风气。他认为，学生终究要走自己的路，老师能够陪伴一程，却不能替他们走完。
“做老师，不是光把现成结论交给学生，更重要的是启发他们自己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秉持着这样的育人信条，远德玉用一生践行知行合一的治学准则、深耕本土的学术担当、润物无声的育人情怀，远离浮华、淡泊虚名，不逐功名利禄、不喜喧嚣应酬，以闲云野鹤之姿，守教育报国、学术求真的赤诚初心，在白山黑水间书写了一名东大教育家的报国之志、治学之诚、为师之德、做人之纯。
2023年2月11日，89岁的远德玉先生在沈阳安然辞世，美国著名技术哲学家卡尔·米切姆在唁电中说“远先生的溘然长逝是中国技术哲学界的损失，亦是世界技术哲学界的损失”。同年4月，东北大学举办远德玉教授追思会暨技术论思想研讨会，各界学者、师生齐聚一堂，追忆先生七十载扎根东大、深耕学术、潜心育人的温暖过往。没有华丽的溢美之词，所有人铭记的，是他深入工矿的实干身影、一字不苟的治学态度、无私拓荒的学术胸襟、温润纯粹的师者仁心。
鹤影虽远，鹤姿犹近，鹤鸣长存。先生留下的学术思想、治学精神、育人风范，如同绵长星火，永续传承、生生不息。
人物档案
远德玉（1934—2023），辽宁台安人，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国内率先提出应该进行独立的“技术论”研究观点。曾任东北大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副所长、校出版社社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辽宁省技术改造研究会副理事长等职务。
1953年毕业于阜新煤矿学校，后考入东北工学院采矿专修科，1955年毕业后留校。1978年转向科技哲学研究，在自然辩证法研究室（1988年改为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工作至2002年。1983年曾任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1985年晋升教授，1993年获批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技术哲学研究，提出技术过程论与技术形态论，与陈昌曙合著《论技术》《技术选择论》等著作。晚年倡导研究技术与生废的关系。主持完成“中日企业技术创新比较研究”等多项国家级课题，出版《过程论视野中的技术》等专著。《论技术》获第一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编撰科普著作8部，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主编《自然科学发展简史》被列为东北大学博士入学参考书目，其学术成果被引频次逾千次。为技术哲学东北学派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学术思想观点对后续中国本土技术哲学的研究与发展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