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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要闻
厚植家国情怀 笃行报国之志 ——记中国科学院院士、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张嗣瀛(上)
作者:姚艾君 井元伟 编辑:王钰慧 来源:东北大学 更新日期:2019-05-24 浏览次数:次 字体:


    每当校歌响起,张嗣瀛总是激情澎湃,斗志昂扬。“爱校、爱乡、爱国、爱人类,期终达于世界大同之目标。使命如此其重大,能不奋勉乎吾曹。”东北大学校歌,唱出了中国知识分子至深至诚的家国情怀和重道义、勇担当的社会责任,也唱出了张嗣瀛的一心中国梦。

    年少时,他徒步千里于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正青春,他婉拒苏联名师挽留执意回国任教;壮年时,他只争朝夕力求保持中国在国际控制领域的领跑姿态;老骥伏枥,他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倾注全部心血。厚植家国情怀,笃行报国之志。对张嗣瀛而言,这是知识分子的坚守,也是共产党员的情怀。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张,你的工作做得很好,再接着做下去,再花上一年时间得出一些结果来,就可以做副博士论文答辩了。”“谢谢您的挽留!我不能延期,不能留在这里,我必须要按期回国,我的祖国需要我。”这段对话发生在1959年夏天,张嗣瀛作为东北工学院选派优秀青年教师赴苏进修期满前。

    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张嗣瀛的青年时期历经了中国社会两大转折期—八年抗战和新中国诞生。他曾亲睹日军的暴虐、国民政府的无能和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求解放、谋幸福、图发展的艰苦卓绝。少年时期,他拒绝学习日文,离家千里,追随中学苦读强识;初入大学,他积极投身“反内战、反饥饿”大游行,为全国解放振臂高呼。学有所成、报效祖国是时代授予青年张嗣瀛的核心价值观。

    回忆起青少年求学时的坎坷经历,张嗣瀛动情地说:“这一段,对我这一生来说很触动,希望中国真能强起来,看到中国经受了那种年代,我们都很拼命,走过那一段路,让我什么路都敢自己走。”这份植根年少的赤诚,是他一生家国情深的底色。

    朴素执着的张嗣瀛一直用朴实的行动诠释着他的家国情怀。1950年11月11日,26岁的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志愿书中,张嗣瀛庄重地写道:我认识的共产主义的社会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为实现这理想而奋斗是完全合理,完全正确的。因此,我虽然缺点很多,但大胆地请求加入组织,以使我得有更正确的方向。

    有了正确方向的指引,张嗣瀛的爱国之心便有了坚定的政治航向,他孜孜以求投身教学与科研。

    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中国百业待兴,急需建设人才,党中央决定有计划地向苏联及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1957年11月17日,莫斯科大学礼堂。毛泽东主席接见赴苏留学人员。演讲中,他深情地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这一幕深深地烙印在赴苏进修未满两个月的张嗣瀛心里。“当时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激动的,而且第一次见毛主席,第一次听他讲话,离那么近,看得清清楚楚的讲话,感觉这是一生忘记不了的影像。”张嗣瀛告诉记者。

    学好本领,报效国家。自此,张嗣瀛更加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理论、新方法。“搞科学研究真是挤时间来搞,当时我们去的时候给我们两年时间来搞,我们觉得非常珍贵呀,两年怎么也得当四年、五年来使才行,舍不得把这个时间花在别处去。舞会我们谁都没去,伏尔加河旅游大家谁都没去,都在那儿干活。我就拼命来做。拼命做最后,我差不多每个周末,能做一个成果,就给导师去看一看。”就这样,在莫斯科大学教授、前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N.G.契塔耶夫(Chetaev)的指导下,张嗣瀛做出了一批科研成果,先后发表在前苏联科学院数学与力学学报(PMM)及国内《力学学报》《东北工学院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张嗣瀛的努力与天分赢得了导师的欣赏、信任和重视,进修期满前,他向这位来自中国的青年科学家发出了挽留的邀请。

    延期一年或者更长的进修时间对痴心学术的张嗣瀛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但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却是漫长的人才等待。“科学家都有良知的,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什么成就一个科学家,不是才智,是他的品格。他知道干什么?为什么这么干。良知也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这一辈子要取之社会,回报社会。”1959年夏末,带着这份坚定和执着,张嗣瀛与赴苏进修的同事如期回国。那时,一心回国的他不知道,这个看起来有点倔强的决定会为共和国的国防事业带来一次重大的突破。

为国奉献是我最珍视的荣誉勋章


    1984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建国35周年阅兵仪式,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装备最新、机械化程度最高的一次阅兵仪式。“红箭-73”作为我军新一代单兵反坦克武器,威风凛凛地行进在受阅方队中,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看到“红箭-73”,年届六旬的东北大学教师张嗣瀛热泪盈眶、激动无比。

    这一刻,距离张嗣瀛进入“红箭-73”项目攻关组,已经整整过去了十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苏军备竞赛升级,我军急需一种有效的单兵反坦克火器来强化军备能力。1973年,中央启动了反坦克导弹研制工作,仿制苏联AT-3型“萨格尔”反坦克导弹,定名为“红箭-73”反坦克导弹。1974年5月,“红箭-73”研制项目进入了关键阶段,辽宁省国防工办决定从高校调用科技人才参与攻关。

    “能参与一个国防项目,这是一个莫大的荣耀,特别高兴,文化大革命,什么都干不了了,让我到工厂去,我特别高兴,我完全可以投入干活了。共产党员,总得有政治选择。”朴素的初心、赤诚的情怀透过漫长的岁月冲洗,依然清晰可见,那段艰苦卓越的岁月,在张嗣瀛的记忆中都是闪亮的日子。

    潜心解决“红箭-73”反坦克导弹因控制指令交叉耦合而不能中靶的关键问题,张嗣瀛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与汗水。“张老师那个时候已经50多岁了,每天跟我们从沈阳最南端的东北工学院骑车到最北端的军工厂, 25公里,风雨无阻,冬天北风起的时候棉袄都湿透了,从不间断,一个项目做了3年。” 时任控制系统攻关小组骨干的张嗣瀛的学生兼助手王景才告诉记者。

    废寝忘食,全年无休,张嗣瀛带领团队夜以继日地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点。“搞仿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咱们国家就弄了几颗导弹来,想把它做出来,但是呢,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几颗导弹,没有图纸,没有技术,我们就自己摸索,反设计。成品做出来了,问题也随之出现了。每次打靶的时候都有偏差。打不准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张嗣瀛将射手的控制指令记录纸拿来认真仔细地研究、一条一条地琢磨。“最后我想出一个办法来:就是用这个脉冲条款控制指令的合成矢量的表示方法。找出这个方法之后,根据射手这个整个波段我都可以把控制力这一段的结果怎么样知道了,最后再看这个导弹飞行结果来对比,这样就找出差别来了。”张嗣瀛回忆道。

    校正陀螺仪在导弹上的安装角,张嗣瀛得出的关键性结论,是对苏联经验的颠覆式改进,能实现吗?在严格的推导和计算的基础上,技术人员按照张嗣瀛给出的陀螺仪安装角校正方向和校正量进行了重新安装。

    “正式三千米打靶的时候,十发九中,达到这个成绩。”讲到这个令人振奋的成绩时张嗣瀛脸上洋溢的自豪与幸福的笑容深深感染了记者。

    1979年,“红箭-73”反坦克导弹定型并批量装备部队,填补了中国反坦克导弹装备的空白。而被仿制的苏联AT-3型“萨格尔”反坦克导弹是20世纪50年代初问世,1965年才开始装备前苏联摩托化空降部队。张嗣瀛和“红箭-73”攻关团队用6年时间完成了当时的军事强国苏联10多年才走完的科研攻关之路。

    面对成绩,张嗣瀛的想法很朴素很简单,他说:“我实际有效的工作这是第一个,而且是比较重要的工作(应该说),我觉得理论肯定有用的,而且可以解决实际问题。对知识分子来说最好的奖励是真正能用上,真正能为国家做点事。”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由于在“红箭-73”研制过程中做出的突出贡献,张嗣瀛荣获了“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奖”称号。

领跑才是科研的最美姿态


    “现在我们是处在世界上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我们的控制学科能不能和这些东西相结合,我们来发展这个东西必须要首创。”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目标,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张嗣瀛总是充满了科研紧迫感。

    经过最优控制问题和对实际军工项目的研究与实践,张嗣瀛看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方向—微分对策问题的研究。

微分对策研究是20世纪60年代美、苏军备竞赛军事理论研究的热点。“最优控制是单方面的,微分对策是双方面的,比如两个飞机作战,我想把你打中,你怎么不让我打中,而且你怎么反过来再打我。两方面的,微分对策,博弈,比最优控制又扩展了一步。”张嗣瀛解释道。

    对策理论零基础、国内文献零存储,张嗣瀛科研转向的背后是他领跑科研、科技强军的毅力与决心。在研究中他创造性地提出并论证了定性微分对策的极值性质,提出了定性极大值原理,使定量、定性两类问题统一在极值原理的基础上,并以此为核心提出一系列新概念、新方法,形成了完整的新体系。

    如何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军事战斗力?张嗣瀛与八机部、四机部、航天部等单位建立了协作项目,进行“飞行最优制导律”“基地布防拦截规律”“地空导弹拦截律”等实际问题的研究,得出了“空战格斗中的两个区域”“点捕获”“有限时间局部捕捉区”“碰撞避免”等可指导实际应用的结果。

    1987年张嗣瀛出版了《微分对策》一书,这是国内唯一一本关于微分对策理论的专著。当今世界最系统、最完备的大型学术性数学工具书《数学辞海》中收录的有关微分对策的30余个词条均出自《微分对策》一书。同年,张嗣瀛因其开展的“微分对策及定性极值原理的研究”荣获了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和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为了使微分对策的研究更适合于工业应用,张嗣瀛又扩展了研究范围,将微分对策的一个主要分支—非合作对策理论纳入研究方向。研究中首次提出了“惩罚量”等新概念和一系列相应的非线性策略及算法,将以往定性鼓励策略发展为定量鼓励策略,并在生产规划、能源配置、库存管理等方面获得应用。张嗣瀛也因此在1992年荣获了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成绩的背后,张嗣瀛想的是更远的未来:“应该说这个新还是跟在别人后边新,我说的就是汽车尾灯式的科学研究。挨着人提出来咱们就跟上去,这个是填补国内空白,这个不行,你比如说国家要赶超国际,你必须有原创型东西,你得提出方向来让别人跟着你走才行。”

    1997年,张嗣瀛因在控制科学与系统科学领域的突出贡献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我说院士没什么不一样,我还是继续做我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密切关注学术研究领域新动向的张嗣瀛又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复杂系统的研究。此时张嗣瀛已年届八十。

    “年方八十学习之,再干十年才九十。十年,我还可以做出许多事情。”面对全新的挑战,张嗣瀛依然壮志满怀。

    复杂性科学是一门崭新的科学,张嗣瀛以复杂控制系统的对称性及相似性结构为主攻方向,带领团队开始攻坚战。至20世纪末,这一研究方向取得了重要进展,不到10年间,团队在国内外期刊及重要国际学术会议发表论文百余篇,对于非线性系统、组合大系统,这类结构可使系统得到多种形式的降维、化简,并对一系列控制问题得出简化的控制规律,进而扩展到复杂系统和复杂性科学的研究,受到了国内外的重视。1995年“复杂控制系统对称性及相似性结构的研究”荣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择一事终一生。张嗣瀛的人生之路就是一条求学为国、学成报国的科研之路。“我的中国梦就是,国防我们强大起来,经济我们全面上去,现在看到中国发展了,我非常高兴,中国航母也上去了,大飞机也上去了,但是还不行,还要干,还希望中国再强大。我能做的东西我还接着做,探索一个新领域。我总希望能多活两年,再继续看中国的发展。”谈到未来,张嗣瀛这样告诉记者。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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