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儿女】东北大学张雷:“小巷总理”,风雨之后见彩虹

作者:王碧清编辑:李晨来源:新闻网更新日期:2020-06-15浏览次数:27

  风雪之中逐一登记发放出入证,测量进出居民体温,分门别类采买并运送物资……2020年初春的共克时艰,社区工作者任劳任怨、冲锋一线,与时间赛跑、同病毒较量,筑起“钢铁长城”,留下了许多令人难忘而感动的瞬间。而社区工作中的成熟路径、新鲜经验,也为进一步践行新时代社区治理“两邻理论”夯实根基。

  民政部社区专家、东北大学城乡社区建设研究院院长张雷教授近日接受《中华儿女》采访时说:“在今年抗击疫情中最可爱的人中,当然是我们的白衣天使——医护工作者,但是还有一个群体就是我们每天都接触的最可爱的人——社区工作者。”

  突破险阻,成为疫情防控中流砥柱

  《中华儿女》:自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以来,广大社区工作者逆向而行,筑起了密实的疫情防控之盾,“疫情不除,我们不撤”是他们心中的誓言。在疫情防控中,社区工作者主要承担的职责有哪些方面?

  张雷:首先,社区工作者连接着广大居民,他们走千家、串百户,不厌其烦地完成非常繁琐、复杂的疫情防控和管理工作,成为广大居民群众的贴心人,所以社区居民们亲切地称呼他们是“小巷总理”。

  其次,他们也连接着党和政府,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决策部署、亲切关怀传达给广大居民。

  最后,社区工作者还连接着各种社会资源,使各类社会资源能够充分合理地运用到社区防疫过程中。正是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社区工作者发挥着疫情防护纽的特殊作用。

  据我了解,社区工作者的工作非常辛苦,疫情初期,由于我们第一次面临这样的疫情,防护政策不断调整,社区工作者一度疲于应付。今年也有相当多的城市、农村的社区工作者倒在了工作岗位上;也有社区工作者,不幸染上新冠肺炎,甚至因公殉职……我们的社区工作者是和“白衣天使”一样最可爱的人。

《中华儿女》:疫情的突如其来,民众从物资到心理,一度有些猝不及防,而社区工作者成为与居民互动最多的联结纽带。在实现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中,社区工作者主要克服了怎样的困难?

  张雷:最初我们有很多地方参照当年按照防控SARS的经验进行处理,但后来发现,新冠肺炎疫情的风险指数更高、更具隐藏性。因此,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社区的防控工作预案都经过了多次调整,这就给社区工作者带来非常大的压力。第一个预案落实后,很快又要进行调整。前半个月的调整是比较大的,许多社区工作者几乎全天候工作。

  其次,在严格执行政府相关的防疫规定时,居民一度不理解,甚至会抵触这种严格的管理措施。后来当百姓认识到疫情的严峻情况,又开始出现了对社区工作者的排斥心理,一些居民会认为社区工作者接触的人多也可能成为传染源,这些问题都给社区实际疫情防控工作带来非常大的困难。

  另外,在一些小区完全封闭之后,社区工作者承担起物资转运任务,比如买米、买菜,而我们的居民对生活物资的质量价格的需求是不一样的,这当中也会产生不理解和不满意的情况。

  尽管社区工作者面临着多重困难和心理压力,但我了解到的,绝大多数的社区工作者都咬牙坚持了下来,也在直面挑战中赢得了广大居民的支持和拥护,在疫情防控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这次也出现了平常我们社区工作者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居委会上面的“婆家”很多,比如各级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卫生防疫部门、工会妇联、教育体育等等,社区工作者要完成各类督查、检查和各类文字汇报工作。这次疫情最初半个月,各个部门都很重视,但由于总体协调不足,大家对社区的工作要求也不一样,这给社区工作者带来非常大的挑战。

  《中华儿女》:面对这样的压力和挑战,有哪些措施去保障疫情期间社区工作的有序开展,去进一步舒缓他们的压力?

  张雷: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的措施还是非常给力的:比如要求各级干部下沉到社区,而不是仅仅作为一个指挥者。我们有相当多的各级政府干部,在完成本职工作前提下,下沉到社区,成为我们社区工作者的帮手。下沉的公务员对于参与楼院的疫情防控、物资采买等,起到了很大的支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各级政府部门将资源,特别是和居民相关的信息化资源,向社区开放,这就使社区工作者很快能够实现人员摸排,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强大的管控能力、协调能力和社区响应能力,也体现了社区工作者的信息化应用能力。我们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取得疫情防控的阶段性胜利,正是因为管理神经末梢能够通过广大社区工作者直接触及到基层社区和千家万户,社区工作者确实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两邻理论”,共克时艰的内生动力

  《中华儿女》:经过全国上下和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努力,我国疫情防控已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从社区防控角度,这背后有怎样的文化基础与发展根基?

  张雷: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沈阳的社区工作时指出:“社区建设光靠钱不行,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新时代社区治理“两邻理论”论述的是当前社区治理过程中如何建立人与人之间新型社区关系的新思路,是指导我国加强城乡社区治理的重要理论基础。

  我们会发现,中国、日本、韩国,这三个亚洲国家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的表现都非常突出,尽管制度不同、国情不同,但是都属于儒家文化圈,集体主义精神和“家文化”作用比较强。

  《四书集注·论语集注》中朱熹说:“邻,犹亲也。德不孤立,必以类应。”处理邻里关系的关键在于以善为先,这也是我们众志成城战胜疫情的中华文化力量。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温暖的邻里关系在社区里上演了一幕幕感人至深的“与邻为善”温情剧。邻里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关怀,形成各种伙伴关系,在这次疫情防控中起到很好的作用。

  尽管社区工作者最初面临诸多不理解,但最终是我们中国这种“家文化”的力量、邻里的力量,发挥了作用。如果仅有我们社区工作者唱独角戏,是唱不下去的。除了社区工作者,还有社区志愿者,特别是居民,从不理解到支持,到最后主动自愿参与,甚至我们会发现,看到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居民会用手机记录下来进行谴责……实际上这是弘扬一种集体主义精神,大家以社区为家,城市社区的陌生人社会逐步形成一种守望相助、相亲相爱的真正的居民社会生活共同体。

  《中华儿女》:疫情防控期间,社区所发挥的作用当中有哪些方面源自我们的改革或得益于近年来的发展?

  张雷:首先,这次社区党组织充分发挥了重要的战斗堡垒作用。很多年前,比如辽宁,就已经有了党员到社区报到制度。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地的基层党组织建设也都非常扎实,这是我们的制度优势。社区党组织力量强、基层党建工作做得好的地区,往往疫情防控工作也做得比较好。战疫中党员起到先锋作用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这些年国家民政部不断推动社区治理“三社联动”,就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主导下,在社区治理中,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并实现“三社”相互支持、协调互动的过程和机制。

  比如照一些西方学者的模型预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超大规模城市,人口超密集、国际和国内人员流动频繁,他们估计的人口感染和死亡率是要远远超过现在我们公布的实际数据的,这也是迄今为止某些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的西方国家不愿意相信中国数据的原因。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独特的制度优势和文化优势,这个关键变量极大改变了所谓的“科学预测”,我们不仅仅数据是真实的,我们的制度优势更是可靠的!正是得益于这些城市社区治理工作的持续有效投入,精细化管理、全周期管理,中国的疫情防控工作才表现得非常突出。

  以人为本,大有可为

  《中华儿女》:这次社区工作中的科学防控措施、管控经验之中有哪些创新亮点或关键举措?

  张雷:原来我们强调建设智慧城市,也在建设智慧社区。这次疫情防控,数字化防控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过去存在“信息孤岛”问题,政府部门间各有一套系统。以志愿者管理体系来看,中央文明办、全国妇联、民政部、共青团、工会等都有自己的数据管理系统。另外,社区办事,由于条块分割,信息相对封闭,相互之间没有很好地联通。“一号一窗一网”(一个身份证号、一个窗口、一个网络)的便捷信息化服务目标在社区、包括街道层面,往往很难实现。

  这次通过中央政府的强大号召力,在很多城市初步打通了“信息孤岛”,实现了各部门间数据最大限度的开放和共享,在疫情防控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国务院手机客户端的便民服务,更是实现了健康码走遍全国的“一号通”。数字化防控也成为我们社区治理的创新举措之一,希望未来能够继续延续,成为常态化机制,真正实现“一号一窗一网”,这既有助于社区工作者的工作,也方便了居民的生活。

  《中华儿女》:不断完善的社会治理体系是疫情防控、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保证。当前,我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从社区工作者的角度,接下来如何进一步推动社区工作的健康发展?

  张雷:首先,各级党委、政府要认识到社区工作者的重要性,提高社区工作者的待遇水平。他们工作强大度,待遇普遍不高。因此,尽快明确“社区工作”的职业类别,提供清晰的职业界定和职业发展规划,有助于进一步实现社区工作的年轻化、专业化和知识化。

  其次,提高社区工作准入制度,真正做到社区工作的减负增效。将政府职能和社区工作的职责划分得更清晰,化解社区工作“证明大本营”的困局,让社区工作者更好地服务居民。

  再者,努力实现“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社区工作者责任重,但在欠发达省市,缺少相应的经费支持。政府购买社区服务工作应该普遍推行,实现社区工作的社会化发展目标。

我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在全体社区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我们的社区治理一定能够再上新台阶,实现广大居民美好幸福社区生活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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